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后，企图恢复天主教会和专制统治，遭到人民反对。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捍卫“英国人的自由”，便向封建贵族妥协，邀请詹姆士二世的长女玛丽和她丈夫、荷兰执政威廉来英国当女王和国王，詹姆士二世被迫逃亡。玛丽和威廉即位后批准国会提出的《权利法案》，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由于这次政变没有引起内战，所以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之为“不流血革命”或“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留下最深刻的遗产是：制度变迁可以用非革命的手段完成，从此以后英国历史上不再出现重大的暴力冲突。它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学到：过快或过急的变革难以巩固，真正的变革可以在保留旧有的形式下加以实行。①
对统治者而言，形势需要变革时，不妨作一些让步，以避免革命的爆发;对被统治者而言，应当以积极的态度要求变革，但也不一定非要采取极端的形式不可，只要妥协能达到目标，也就没有摧毁旧机构的必要。于是，光荣革命不仅奠定了英国现在政治的基石，也基本确定了一种渐进的变革方式，这种变革方式是在保守与激进的政治倾向的激烈冲突中形成的，无不体现英国民族特性在政治领域的凝结。②
光荣革命奠定了现代英国的基础，它在几个方面开启了现代英国之路。
第一，从形式上看，“光荣革命”只改变了一个国王，而接替王位的又是他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因此事件看起来像是一次家族变动，完全不是什么“革命”。但其实远非如此，究其实质我们看见：在“光荣革命”中，议会缔造了一个王国，没有议会，这个国王登不上王位；他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并许诺要服从议会的法律。这样，议会和国王的关系就完全反转了，不再是议会屈从于王国，而是王国从属于议会；在以后的岁月里，统治国家的是议会，而不是国王。因此专制时代固有的矛盾被解决了：专制时代的国王以民族代言人自居而统治国家；现在民族自己掌握国家，宣称议会是它的代表，尽管控制议会的在当时只是大土地所有者。③英国是第一个把国家真正放回到“民族”手中的国家，在这个方面，它成为后来所有国家的榜样。英国的政治制度从这时起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了，这为它后来的领先提供了道义基础。
第二，“光荣革命”缔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政治、社会框架中，其他阶层的创造力更容易得到发挥，经济活动不再受约束，相反更受到激励。英国在全欧洲、全世界第一个开始了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它率先走向了现代化，“光荣革命”是第一块基石。
第三，“光荣革命”开辟了一条英国式的发展道路。英国人发现，光荣革命用和平手段解决了革命未能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光荣革命”没有改变英国的君主制，也没有改变国王的地位。国王和议会达成和解；议会承认国王的地位，国王则承认议会的主权。这就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两方冲突，最后用和平的手段达成融合，从而把历史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光荣革命”的发动者企图做的是一件极奇特的事：他们要推翻专制王权，同时又不愿意发动革命。邀请威廉正是想避免再出现一个新的克伦威尔，从革命的经历中，英国人发现了革命的悖论。他们认为新的革命只会产生新的克伦威尔，而新的克伦威尔最终又会再导致另一个复辟。他们想跳出这个怪圈，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即既不要革命，又推翻专制。而“光荣革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此英国不再发生革命，和平与渐进成了社会变革的手段。这个特点让英国在动荡不安的欧洲各国中独具特色，从而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具备优越的机制保障。英国在300年时间中和平发展，它把重商主义推到高峰，又率先发动工业革命。英国的强盛不是没有基础的，“光荣革命”就是它的第一块基石。
“光荣革命”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正如一位英国人谈到英国后来的发展时所说：“大不列颠的确是各国中最适合于商业的国家，这是由于它的岛国的位置，同样也是由于它的政体的自由和优越性所致。”④这个制度，是在“光荣革命”中创造的。英国后来能引领世界历史的潮流，它在制度方便的创新是根本的因素。
在“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这些变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因此有一经济史学家说到：“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总之，通过光荣革命，个人的专制时代结束了，英国社会实现了从绝对王权向贵族寡头制的转化。这样，英国近代政治基本以光荣革命所确立的议会王权原则为基础，开始了英国的政治民主化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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