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
玄学的出处有二。 一是在江湖人的口中，一直流传着一则充满神秘而又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系的故事。 故事要追溯到四千六百多年以前。 话说盘古开混沌天地，女娲娘娘炼五色石补天之后，我们的祖先--黄帝公孙轩辕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形下诞生了…… 后蚩尤作乱，黄帝得天神相助，授以天书破蚩尤妖术，擒杀蚩尤统一天下。传说中的天神就是九天玄女--女娲娘娘。黄帝平息战乱以后，命仓诘造字，将九天玄女所授天书内的各种秘术记载下来，此书就是后来被江湖人视若瑰宝的《金篆玉函》。 黄帝留下来的秘籍，在周朝被姜太公在昆仑山得到，他利用秘籍上的方术助周伐纣，使周朝有八百年的统治。 战国时又传到鬼谷子--王禅老祖手中。他将秘术传给徒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而使其徒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将相之才。 到了汉朝，张良于黄石公处得秘籍，旺汉四百年。《金篆玉函》就这样在神奇的方式下一代一代的传承，到了三国时代传到诸葛亮手中，辅备夺得三分天下。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期间虽然也有得到《金篆玉函》者，但大都不全，如诸葛亮得到是道术，郭璞、杨筠松得到的是堪舆术（阴阳风水）。在宋朝得到《金篆玉函》的是一代鸿儒，著作等身的旷世学士朱熹。迨及明朝，刘基（字伯温）得到《金篆玉函》，助朱元璋创立大明江山，后全身而退。《金篆玉函》经过四千年的流传，期间内容有散佚增删，或有分歧而产生了很多流派。大致分为：山、医、命、卜、相，统称为玄学五术。 二是魏晋名士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西汉初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被极大地加强了。之后董仲舒将“天、君、臣、民”的模式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加以明确。所谓“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君臣关系做了清晰简明的阐释。 此后汉朝士人，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为理想品格。士人忠于社稷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那时的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是一体的，有一种亲近感”，以维护、巩固这个政权为自己的职责，为之献谋，为之筹划，为之辛劳，也为之忧虑。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汉哀帝宠幸男宠董贤，王嘉上书极谏，惹怒哀帝，而被治罪。当狱卒凌辱他的时候，他喟然叹息，他说自己罪当死：“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而对于地方治理，则竭忠尽智，立足于“以礼义化民”。光武时的桂阳太守卫飒，整治桂阳郡，“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为私；附和上级，以求得上级的赏识，是为私，于己之士途诚然有益，而循吏之着眼点，则在为国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不敢窃天官以私己。 在西汉前期，循吏的命运大抵不错，即使有时难免受到错误的对待，但大抵最终还是受到赞许。但到了东汉前期，情形有了些许变化：循吏行善政的条件变了，天子、循吏、下民——正如董仲舒所提出的“天君臣民”相连结的环境逐渐消失。一些循吏终生不受重用，可看出桓灵之世朝政腐败，已经失去了循吏行善政的基本立足点——他们要为君，而君并不重视，循吏所秉承的大一统时代的儒家道统已经松动，政治上日益的无可作为，在世人当中“循吏”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时的文人，也在心理上表现出对于大一统政权疏离。东汉末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于桓灵之世达于极致。此后董卓废帝，群雄并起，东汉以亡。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哺育而成长，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宦官“窃取朝政，临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使得士人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然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乐恢上书要求抑制窦宪权柄，以改变君臣失序的状况，然而不仅没有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安帝时宦官专权，杨震数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归乡里，在半路饮鸩自杀。杨震在当时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动：“道路皆为陨涕”。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他们反对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完全是忠于皇权，一心一意维护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但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之后的士人，甚至因反对昏乱之朝政而获得社会普遍同情，声望也因此而提高，李固、杜乔被害，郭亮董班敢于临尸痛哭，最后终于隐居不士。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为当时士人风貌之极生动的写照。 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荐举制度和官僚家族的政治因素、独尊儒术与经学世家的文化因素以及庄园经济与乡里豪强的经济因素结合，便形成了士族。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多种经营的特点影响了士族人格的独立性，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郭象《庄子注》
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魏晋清谈、言意之辨、以及玄学贵“无”思想均萌生于此。魏文帝时﹐刘劭着《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人物品评的一般原则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人物志》的全材与偏材关系的学说，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 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大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少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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