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3-06
秦朝灭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秦国的法治推行了100多年之后，其本身已经逐步地走向了僵化。第一，史记陈胜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延误了戍期，法令失期当斩，陈胜吴广遂反。但是大雨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免责或减责事由，但是陈胜吴广却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宁汉林就曾指出：秦朝刑律之失，在于不区分情节，只要发生刑律中所规定的后果，一律论处。
2，秦国在伐灭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到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允许百姓以钱代戍（费300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者称为“过更”，自己戍边称为“践更”）
3，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如吴守令），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4，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
5，从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为号召来看（而根本不顾后者的国家正是被前者的父亲所伐灭），显然百姓只是恨那些官吏和苛政，对秦室并无特殊的恶感。
6，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始皇帝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我记得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的，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65.5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
7，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秦国凡攻略一地，必夺其地，迁徙秦民居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等等等等。这也是上面所说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的原因。而且，秦国关中地区的人只是苦于严厉的法律，而并不是苦于徭役，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受非常大的损耗。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末大起义之后，所有的爆发点都在关东，而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发出一叮点火花；刘邦进关只是约法三章，就使得民大悦；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有了关中，粮秣极为充足的原因了。
8，是秦领导人素质的变化。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之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显然在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才能远远不如秦始皇（虽然按史记的记载，二世即位之后的春天就出行郡县，在4个月内东到浙江北达渤海并太行而还，如果这个记载是事实的话，这无疑创造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的高速度记录。这似乎可以说明秦二世并非无能之君，但是显然的，即便如此，二世个人的阅历和火候显然不足以担当重任）
综合上述原因，秦朝灭亡了。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4
春秋战国时代，诸候不断混战，长期的战争，使人民生活疾苦，人民渴望和平与统一。而当时的现实，周室已经无法控制局面。诸候国逐渐强大，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当时的社会矛盾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秦国的变法，是统一的选择，通过变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战争机器，只有强制性地驱动人力、物力，才能使秦国更加强大。在当时，秦国的“苛政”没有使秦国灭亡，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商鞭变革”获得秦人的支持，《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想通过所谓的“仁政”休养生息，是不可能的。战争是残酷性，为了诸候国的生存，必需调动一切战争资源，必需有兵役、劳役，最终劳民伤财。长期的战争，更需要长期地强制性调动一切战争资源。如果用“仁政”，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就会在战场上失败，最终威胁诸候国的生存。战争是灾难的开始，又是灾难的结束，人类社会渴望和平，意味着战争必须结束。历史选择了秦国，结束分裂的战乱。商鞭的变法应运而生，是时代的选择。在长期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历史否定所谓的”仁政“，而肯定秦的变法。
但统一后，人心思定，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社会的矛盾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而是反抗与压迫的矛盾。人民渴望能有安定和睦的环境，而对秦朝的”苛政“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向前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必然性的。和平是历史的长期结果，战争只是短期的结果。只有在特殊性的环境下。“商鞭变革”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秦国统一后，没有及时改变政策，仍用“商鞭变法”，在“苛政”下，民不聊生，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最终被历史所抛弃。历史对“商鞭变法”否定，而肯定“仁政”。改变秦朝的命运，是陈胜起义。秦朝强制性调动人力修筑工事，因为误期不能到达，按秦法令要严罚，造成陈胜起义。点点星火，点燃全国，带起反秦势力，在浩浩荡荡的反抗之下，秦国灭亡。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在统一之后灭亡，里面有量变与质变的问题。量变和质变是辨证统一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的准备，一切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突破度的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统一前，秦的“量”是指秦地。统一后，秦的“量”是指全国。统一前，秦人经过秦国的长期治理，人心安稳。但统一后，六国之人没有经过秦政洗礼，对秦的“苛政”难以接受，人心未稳，潜伏动乱危机。《史记》记载“商鞭变法”初时：“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变法初期，秦人也抵制变法。六国之民初被秦国统治，同样抵制秦政。人民在战争结束之后，渴望和平稳定的生活，人心思定。而秦国不反思，更换政策，仍用“苛政”。随着秦统治的扩大，反抗秦的量变扩大，而且秦政越来越苛，达破一定的度后，就会质变。被压迫的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秦朝，秦朝在起义反抗之下崩溃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只是过去。秦先统一而后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经过了二千年的改朝换代，最终还是被淘汰，证明了事物曲折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面了解秦朝，通过辨证分析，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反对“否定秦一切”的观点。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1-11-19
秦朝灭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秦国的法治推行了100多年之后，其本身已经逐步地走向了僵化。第一，史记陈胜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延误了戍期，法令失期当斩，陈胜吴广遂反。但是大雨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免责或减责事由，但是陈胜吴广却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宁汉林就曾指出：秦朝刑律之失，在于不区分情节，只要发生刑律中所规定的后果，一律论处。
2，秦国在伐灭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到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允许百姓以钱代戍（费300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者称为“过更”，自己戍边称为“践更”）
3，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如吴守令），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4，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
5，从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为号召来看（而根本不顾后者的国家正是被前者的父亲所伐灭），显然百姓只是恨那些官吏和苛政，对秦室并无特殊的恶感。
6，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始皇帝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我记得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的，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65.5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
7，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秦国凡攻略一地，必夺其地，迁徙秦民居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等等等等。这也是上面所说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的原因。而且，秦国关中地区的人只是苦于严厉的法律，而并不是苦于徭役，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受非常大的损耗。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末大起义之后，所有的爆发点都在关东，而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发出一叮点火花；刘邦进关只是约法三章，就使得民大悦；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有了关中，粮秣极为充足的原因了。
8，是秦领导人素质的变化。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之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显然在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才能远远不如秦始皇（虽然按史记的记载，二世即位之后的春天就出行郡县，在4个月内东到浙江北达渤海并太行而还，如果这个记载是事实的话，这无疑创造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的高速度记录。这似乎可以说明秦二世并非无能之君，但是显然的，即便如此，二世个人的阅历和火候显然不足以担当重任）
综合上述原因，秦朝灭亡了。
*摘自ido社区。
第4个回答 2012-11-07
春秋战国时代，诸候不断混战，长期的战争，使人民生活疾苦，人民渴望和平与统一。而当时的现实，周室已经无法控制局面。诸候国逐渐强大，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当时的社会矛盾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秦国的变法，是统一的选择，通过变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战争机器，只有强制性地驱动人力、物力，才能使秦国更加强大。在当时，秦国的“苛政”没有使秦国灭亡，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商鞭变革”获得秦人的支持，《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想通过所谓的“仁政”休养生息，是不可能的。战争是残酷性，为了诸候国的生存，必需调动一切战争资源，必需有兵役、劳役，最终劳民伤财。长期的战争，更需要长期地强制性调动一切战争资源。如果用“仁政”，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就会在战场上失败，最终威胁诸候国的生存。战争是灾难的开始，又是灾难的结束，人类社会渴望和平，意味着战争必须结束。历史选择了秦国，结束分裂的战乱。商鞭的变法应运而生，是时代的选择。在长期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历史否定所谓的”仁政“，而肯定秦的变法。
但统一后，人心思定，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社会的矛盾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而是反抗与压迫的矛盾。人民渴望能有安定和睦的环境，而对秦朝的”苛政“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向前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必然性的。和平是历史的长期结果，战争只是短期的结果。只有在特殊性的环境下。“商鞭变革”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秦国统一后，没有及时改变政策，仍用“商鞭变法”，在“苛政”下，民不聊生，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最终被历史所抛弃。历史对“商鞭变法”否定，而肯定“仁政”。改变秦朝的命运，是陈胜起义。秦朝强制性调动人力修筑工事，因为误期不能到达，按秦法令要严罚，造成陈胜起义。点点星火，点燃全国，带起反秦势力，在浩浩荡荡的反抗之下，秦国灭亡。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在统一之后灭亡，里面有量变与质变的问题。量变和质变是辨证统一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的准备，一切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突破度的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统一前，秦的“量”是指秦地。统一后，秦的“量”是指全国。统一前，秦人经过秦国的长期治理，人心安稳。但统一后，六国之人没有经过秦政洗礼，对秦的“苛政”难以接受，人心未稳，潜伏动乱危机。《史记》记载“商鞭变法”初时：“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变法初期，秦人也抵制变法。六国之民初被秦国统治，同样抵制秦政。人民在战争结束之后，渴望和平稳定的生活，人心思定。而秦国不反思，更换政策，仍用“苛政”。随着秦统治的扩大，反抗秦的量变扩大，而且秦政越来越苛，达破一定的度后，就会质变。被压迫的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秦朝，秦朝在起义反抗之下崩溃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只是过去。秦先统一而后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经过了二千年的改朝换代，最终还是被淘汰，证明了事物曲折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面了解秦朝，通过辨证分析，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反对“否定秦一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