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何起号

古人为何起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頫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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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1-23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第2个回答  200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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