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劳累一生的雍正帝驾崩，第四子弘历继位。雍正从康熙晚年的困境中接过大位，历经十三年的艰苦改革，让大清朝重新焕发了新气象。
康熙去世的时候，大清国库之中存银仅为八百万两，而雍正去世时，大清的国库存银为六千万两，而这个数字在乾隆朝再一次被刷新。下面我们就来扒一扒乾隆朝之后，国库的存银情况。
清代中央财政结存最高的一年，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据户部银库黄册统计，这一年的财务数据为：旧管，7466万；新收，1811万；开除，1095万；实在，8182万。
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四个名目，合成“四柱”。四柱清册为大清传统会计法，创立于唐代，沿用至清末。用现代会计术语，四柱分别相当于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与期末结存。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攒下八千余万两银子，交出了一份漂亮的财报。谁能想想到，再过七十余年，国库里的实在银两竟比不上当初的零头。且看是如何败家的。
最大的败家子，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皇帝自己。在他手上，固然取得了最高的实在存银数，然而，到了嘉庆三年（1798年），只剩下一千九百万。不过二十年，六千万两银子没了。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边疆的战事，名园的兴造，外省的巡幸，诸凡所谓“盛世”必须的文治武功，处处皆要花钱。乾隆大胆施行“积极财政”，钱就是这样给造没了。
钱没了，乾隆皇帝还挺安逸，自称“十全老人”，以为旷古未有。其子嘉庆皇帝却是一点也乐不起来，只能汲取教训，稳健理财，不再追求虚头巴脑的盛世风光，在他去世的时候总算扳回一局，卸任时留下二千七百万两。
继位的道光皇帝，克承父志，崇俭去奢，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度创造了三千三百万两的佳绩，颇有恢复元气的指望。
无奈，道光帝八字不济，时运不佳，注定命不该富。陡然与国际接轨，遭遇了鸦片战争，军费及赔款花费巨大，最终导致巨亏。道光三十年（1850年），国库仅存银八百万两。
然而，到了咸丰继位的时候更惨，登基之初便与太平天国大开内战，敌占区的赋税收不上来，各地军队的费用却不能少，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时候，实在这一栏填的数字是1696897两，创历史新低。
不过，最惨的是，这169万还不是真金白银，只是账面数据，经过审计，当年的库存实银只有118709两。就这么点银子，还不如民间一位富豪，和鼎盛的乾隆朝相差竟达800倍。这还让人家怎么愉快地当皇帝。当时若是有退出机制，我敢赌五毛钱，咸丰帝还真会选择辞职不干。
迫不得已之下，咸丰皇帝将紫禁城内的值钱的重金属全部熔化，即便是用来防火的大铜缸也没放过，所得全部送往前线充当军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紧巴巴。还好他的一生总算是熬过去了，国库多少还有些散碎银子。
到了同治、光绪时，日子就更紧巴了，各种战败、各种赔款接踵而至，大清的国库已经空了，沦落到要去各国银行贷款的境地。到了宣统时，只干了三年皇帝就退位了，连皇宫小朝廷的生活费也要民国政府施舍，为贴补家用，暗地还干一些倒卖国宝的勾当。
大清国库的明细账，说白了就是一部王朝的兴衰史，银子就是国家的根本。
道光三十年正月，奕詝打败了自己的六弟奕诉，终于登上皇位，这就是咸丰帝。准备施展抱负的咸丰帝看了一下自己的“腰包”——国库存银800万两。看起来不少，可是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清国，这点儿钱怎么够用呢？
很快，咸丰皇帝便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压力。许多地区陆续出现的天灾迫使他不得不减免这些地区的税赋，这就意味着国库当年的收入不仅会减少，政府还要为此拨出一部分赈灾款和修治河工费用。各地的农民起义大爆发之后，他所统治的辖区也在不断缩小，尤其是太平军占领了富饶的江、浙一带之后，国库每年的收入甚至还达不到1850年的一半左右。据统计，咸丰二年(1852)国库收入白银为8361836两，次年为白银4443174两，咸丰六年(1856)就仅有白银2669662两了。国库的收入在锐减，但每年镇压起义军的经费却在剧增，本来花钱还毫不吝惜的咸丰帝不得不采取措施了。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国库仅有存银11万余两。
清王朝的财源，主要为地丁漕粮、关税、盐课。按祖宗“永不加赋”的规定，在地丁漕粮上已无文章可做；关税数量较小，又怕增税惹怒“洋人”；盐课是主要收入，咸丰帝派人整顿盐务，以期增加收入，但无显著成效。没有钱，不能调兵，不能募勇不能继续作战。他多方筹措，开捐输，清家底，挪闲款，迫令各省交钱，甚至下令将乾隆时御制的三口大金钟(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熔化，取金充军需，这样维持3年就不行了。
咸丰帝想到了卖官鬻爵，1851年，清政府颁发了《筹饷事例条款》，规定了捐纳文武各级职衔的价钱，可以比1826年时的标准少一成，也就是说，咸丰帝打出了九折优惠。1853年初，太平军进军江南，为了筹集更多的军费以调动更多的兵力，咸丰帝狠下心来再次调整各种职衔的标价，全部按八折出售。本来大家觉得有个官衔很荣耀，可一旦放开了卖官鬻爵，人们便逐渐对买官失去了兴趣。1851年，户部捐纳的收入为白银1110385两，1852年增加到3135861两，到了1853年时就只有672611两了。1854年，各种职衔实际出售的价格再次降低，只有七五折。这样，1851年时一个道台衔能卖11808两白银，到了1854年时就只能卖到7084.8两了。咸丰后期，清政府又规定在收捐纳款时，可以银、票结合，鉴于当时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各种官衔的出售价格实际上又降低了不少。
咸丰又批准印制钱票，以纸代银代钱；同时批准铸造大面额的铜钱，甚至出现当五百、当千的大钱。后因铸钱铜料不足，就制造铁钱、铅钱。此类票、钱一出，顿时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
统兵大员收不到中央财政拨给银钱，只得自找出路，一方面裁减兵勇，以节其费(被裁退的兵勇流窜社会，反又增加治安的难度)；一方面自筹款项，如琦善所部，先在扬州对各类商品抽取1%的税，后又在交通要道设卡收取过路费，称作“厘金”。后来咸丰帝根据户部建议，在全国推行厘金制度，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雍正十三年（1735年），劳累一生的雍正帝驾崩，第四子弘历继位。雍正从康熙晚年的困境中接过大位，历经十三年的艰苦改革，让大清朝重新焕发了新气象。
康熙去世的时候，大清国库之中存银仅为八百万两，而雍正去世时，大清的国库存银为六千万两，而这个数字在乾隆朝再一次被刷新。下面我们就来扒一扒乾隆朝之后，国库的存银情况。
清代中央财政结存最高的一年，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据户部银库黄册统计，这一年的财务数据为：旧管，7466万；新收，1811万；开除，1095万；实在，8182万。
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四个名目，合成“四柱”。四柱清册为大清传统会计法，创立于唐代，沿用至清末。用现代会计术语，四柱分别相当于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与期末结存。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攒下八千余万两银子，交出了一份漂亮的财报。谁能想想到，再过七十余年，国库里的实在银两竟比不上当初的零头。且看是如何败家的。
最大的败家子，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皇帝自己。在他手上，固然取得了最高的实在存银数，然而，到了嘉庆三年（1798年），只剩下一千九百万。不过二十年，六千万两银子没了。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边疆的战事，名园的兴造，外省的巡幸，诸凡所谓“盛世”必须的文治武功，处处皆要花钱。乾隆大胆施行“积极财政”，钱就是这样给造没了。
钱没了，乾隆皇帝还挺安逸，自称“十全老人”，以为旷古未有。其子嘉庆皇帝却是一点也乐不起来，只能汲取教训，稳健理财，不再追求虚头巴脑的盛世风光，在他去世的时候总算扳回一局，卸任时留下二千七百万两。
继位的道光皇帝，克承父志，崇俭去奢，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度创造了三千三百万两的佳绩，颇有恢复元气的指望。
无奈，道光帝八字不济，时运不佳，注定命不该富。陡然与国际接轨，遭遇了鸦片战争，军费及赔款花费巨大，最终导致巨亏。道光三十年（1850年），国库仅存银八百万两。
然而，到了咸丰继位的时候更惨，登基之初便与太平天国大开内战，敌占区的赋税收不上来，各地军队的费用却不能少，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时候，实在这一栏填的数字是1696897两，创历史新低。
不过，最惨的是，这169万还不是真金白银，只是账面数据，经过审计，当年的库存实银只有118709两。就这么点银子，还不如民间一位富豪，和鼎盛的乾隆朝相差竟达800倍。这还让人家怎么愉快地当皇帝。当时若是有退出机制，我敢赌五毛钱，咸丰帝还真会选择辞职不干。
迫不得已之下，咸丰皇帝将紫禁城内的值钱的重金属全部熔化，即便是用来防火的大铜缸也没放过，所得全部送往前线充当军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紧巴巴。还好他的一生总算是熬过去了，国库多少还有些散碎银子。